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結論中總結了12條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其中第7條是要做到“胸中有‘數’”。他指出：“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tǒng)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痹谶@里，毛澤東特別給“數”這個字加上引號，表述為胸中有“數”，正是為了突出強調“數”的含義。這里的“數”，所取的正是該字的直意，即“數字”“數量”。胸中有“數”的工作方法，是毛澤東從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總結得出的寶貴經驗，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規(guī)律的中國化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

胸中有“數”來自調查研究

胸中有“數”要求對待任何重要的工作和決策，必須進行基本的數量分析，把政策、策略、方針的制訂建立在科學準確的基礎之上。因為平時若總堅持細心細致地做事情，注意從數量角度思考和分析問題，多算賬、比較、分析，長此以往就容易養(yǎng)成嚴謹、謹慎的習慣。反之，若總是靠“差不多”“大概”“或許”去作決定、干事情，頭腦里對情況和問題的了解始終模模糊糊、胸中無“數”，處在盲目狀態(tài)，時間久了，不僅工作上容易出差錯，自身的能力水平也難有真正的提高。

怎樣才能做到胸中有“數”呢？毛澤東指出，“一切事情開頭的時候總是心中無數的”，“無數并不要緊，我們可以把問題好好研究一下”，“沒有調查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具體政策的”。毛澤東非常重視調查研究工作，同時強調要開展正確調查、保證調查質量。他提出，“不做調查沒有發(fā)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fā)言權”；他主張做調查研究一定要“下馬看花”，不能“走馬觀花”，要“過細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個‘麻雀’”，把問題真正摸清吃透。而掌握大量鮮活真實的第一手數據并對其作細致的統(tǒng)計分析，是開展正確調查、保證調查質量的一個重要抓手。

以1930年5月他所作的尋烏調查為例，這個調查最后形成的8萬多字的報告中不僅涉及當地方方面面的情況，而且包含大量的統(tǒng)計數字，涉及物產、商業(yè)、人口及土地占有等情況。這些數字非常細致具體，僅論列的商品貨物就有14大類，每類都設專項分析，其中雜貨就列舉了131種之多，并詳細注明價格及貿易量。即使一個很小的“開理發(fā)店”的盈虧問題，報告也記載得清清楚楚：“開理發(fā)店要四五十元本，師父普通請兩個，少的一個，至多三個。工價以半年計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發(fā)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塊錢生意，普通是一個老板兩個工人，平均每天能進三元，每年能進千元內外。開銷工錢百多元，其余都歸老板，再開銷伙食（以四個人計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內），可賺四百元內外（老板自己的工錢在內）?！泵珴蓶|后來回憶，“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人正是通過不斷調查研究，從解剖尋烏等一只只小“麻雀”和一個個細小的數字比例中，算清了中國革命發(fā)展的大賬目，對走怎樣的革命道路，革命中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等一系列根本問題，做到胸中有“數”，才為后來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然反復強調要通過調查研究做到胸中有“數”。他提出，“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書面報告也可以看，但是這跟自己親身的調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處跑或者住下來做一個星期到十天的調查，主要是應該住下來做一番系統(tǒng)的調查研究”，經過深入群眾和實際的調查研究，“現在心中無數，慢慢就會有數”。

胸中有“數”要觀大略、算大賬、謀大數

要做到胸中有“數”，既要懂得算細賬，明察秋毫，還要胸懷全局，抓住事物根本，從全局和戰(zhàn)略高度擇選、分析數字，觀大略、算大賬、謀大數，掌握見微知著、一葉知秋的本領。

毛澤東在工作中始終著眼全局抓主要矛盾，算大賬、謀大數。比如，他始終注意到多數和少數的問題，主張對敵斗爭要“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主張建立民主政府要以能夠“團結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奮斗”為出發(fā)點；主張搞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要健全民主集中制，這樣“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主張?zhí)幚韲H關系時“要擴大團結的范圍，把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團結在一起”。總之，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鞏固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為戰(zhàn)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挑戰(zhàn)凝聚人心、凝聚力量。這就是算大賬的遠見卓識。

再比如，他提出人民戰(zhàn)爭理論，強調“戰(zhàn)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抗美援朝戰(zhàn)爭勝利后，毛澤東總結說：“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劣勢裝備戰(zhàn)勝優(yōu)勢裝備的敵人?！边@就是謀大數的胸懷氣魄。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毛澤東在《論持久戰(zhàn)》這篇著作中就堅持觀大略、算大賬、謀大數，全面分析了中日戰(zhàn)爭所處的時代和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關于亡國論和速勝論觀點的持有者，毛澤東指出：“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一句話，非科學的?！睋Q句話說，兩者都是在算小賬、算局部賬，亡國論者只看到敵強我弱這一個特點，速勝論者則根本忘記敵強我弱這一特點。而毛澤東則從全局和戰(zhàn)略的高度為中日戰(zhàn)爭算了篇大賬目，得出結論——“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zhàn)爭是持久戰(zhàn)”。在一系列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毛澤東進而提出了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一系列根本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方針，極大堅定了中國人民持久抗戰(zhàn)的勝利信心，為奪取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這就是算大賬的遠見卓識。

胸中有“數”才能找準主攻方向，去實現既定的目標

對情況和問題做到胸中有“數”，可以幫助我們站得高、望得遠，這樣，去下決心，決心就大，找方法，方法也就對。人們常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對戰(zhàn)爭情況了解得深入全面，算得多、算得透。

毛澤東強調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提出“我們的戰(zhàn)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zhàn)術是‘以十當一’”，戰(zhàn)爭的本質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打仗要“集中優(yōu)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首先就要做到知己知彼，對敵我情況摸清吃透、計算精確。打仗如此，做好其他工作依然如此。只有事先把情況搞清楚，做到胸中有“數”，才能找準主攻方向，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和力量，去實現既定的目標。

用數字來說明問題，通過算賬比較來闡明道理，還可以大大增強說服的效果。毛澤東很善于用簡練鮮明的數字來說明大道理。他曾說，新中國的成立使“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寥寥一語就把新中國成立的重大意義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他還曾說過，“一萬年以后，也要奮斗。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其中的“一萬年”“全”“半”“三分之二”，言簡意賅就把共產黨人必須永遠堅持的根本宗旨入木三分地刻畫了出來。

毛澤東很推崇用算賬來說明問題的方法，認為這比單純講道理、說觀點，效果要好得多。1955年，他在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時，在為其中一篇介紹生產合作社經驗的《一個整社的好經驗》的文章寫的按語中，充分肯定了基層干部“四對比、五算賬”的宣傳方法，認為這“是向農民說明兩種制度誰好誰壞、使人一聽就懂的一種很好的方法。這種方法有很強的說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傳的同志那樣，僅僅簡單地提到所謂‘或者走共產黨的道路，或者走蔣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圖拿大帽子壓服聽眾，手里并無動人的貨色，而是拿當地農民的經驗向農民作細致的分析，這就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長期以來，胸中有“數”的工作方法對于教育指導廣大黨員干部提高領導能力和水平、改進領導方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今天，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yè)的進程中，我們必然會遇到大量從未出現過的全新課題，也會遇到各種艱難險阻和經受許多重大考驗，這些都對黨員干部科學精準履職盡責提出了更高要求。胸中有“數”的工作方法，為達到科學精準的工作要求提供了思想智慧和有益啟示。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